刘哲：优化营商环境不仅要立规矩，还要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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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哲/文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和企业信心都带来了极大冲击，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积极应对，对冲直接经济损失的同时，后疫情时代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对经济的间接推动作用更值得期待。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两会后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的：“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打掉那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使它们公平竞争，这种措施看似无形，但能创造出有形的财富，干好了，不亚于真金白银的投入。”

推动经济全面恢复“知易行难”

中国的疫情防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全球疫情尚未结束，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的基本盘仍不牢固。

从疫情供给冲击到经济恢复需要经历流动性改善、企业盈利恢复、投资消费信心恢复三个阶段，在前期金融支持、减税降费等救助政策之后，企业的流动性得到了明显改善，目前正处于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随着复工复产和推进，企业的生产和盈利均进入恢复期，但消费端的恢复弱于供给端。目前企业的复工复产率已经接近100%，据工信部统计，截止到5月18日，规上企业开工率率接近99.1%，中小企业的复工率达到91%。而需求面的恢复则明显滞后，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5%，仍为负增长，其中，1-4月商品零售下降13.1%；餐饮收入同比下降幅度更大，为41.2%。

中国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由负转正高于市场预期，主因是民营企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恢复快，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和后疫情时代的适应力。结构上，4月制造业增长明显明显快于采矿业、电力、燃气等供应业，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重回两位数增长，增速为10.5%；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新经济产业增长持续强劲，4月增速均在25%以上。未来几个季度工业将会逐步恢复常态，并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积极变化，但值得重视的是如果不能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同步复苏，企业的库存压力将会显现，进而降低企业盈利改善的持续性。

实际上，之前人们期待的报复性消费并没有出现，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海外疫情的情况使得中国不得不采取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的消费行为；二是，疫情对于企业的冲击，使得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实际下降或者预期下降，降低了人们的消费意愿；第三，中低收入群体是刚性消费的主力，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发放了消费券，但虽然部分地区开始发放“消费券”提振消费，但从补贴力度、覆盖度和精准度还有待提升。

海外方面，中国的出口形势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海外新冠疫情带来的需求萎缩、供应链的传导，以及企业和居民的消费预期。近期各地出台的稳外贸的政策，主要是从时间和手续两个方面，为进出口企业便利通关提供支持服务。就目前草根调研，目前外贸企业的海外订单一般以延迟交货为主，但如果海外疫情常态化，需求萎缩可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进而导致对外贸企业带来持续冲击。4月，PMI已经恢复到荣枯线以上，为50.8，但新出口订单指数仍处于低位。4月新出口订单PMI为33.5，较3月下降幅度高达12.9个百分点。

考虑到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二季度经济在边际上有所恢复，但上半年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推动经济全面恢复“知易行难”。

后疫情时代，各地“升级版”营商环境举措频出

当前经济面临疫情冲击、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问题的三重压力，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所在，也是推动经济恢复和“六保”的重要力量和关键一环。新一轮护航民营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更加注重回应企业的需求和关切，以及相关政策的落实效果。在为企业提供必要金融支持的同时，关注后疫情时代营商环境的优化和改革，对于激发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活力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实际上，在疫情发生之前，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是各地推动放管服改革，创新招商引资模式的重要抓手。2018年和2019年，以上海和北京为代表的中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大幅提升，在开办企业、获得电力、办理施工许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让办理相关业务的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标国际，结合中国特色积极探索实践，通过营商环境评价、企业深度调研、要素市场改革或政务环境建设等探索营商环境的突破口，这些先行先试的实践对于营商环境的破题具有重要意义。

以2019年10月23日国务院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标志，当前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工作从前期的破题阶段，已经进入到了地方政府的落实和深化阶段。后疫情时代，多地加速出台优化营商环境的升级版方案。从各地推出的方案来看，不同地方营商环境的推进进度和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以条例法规形式，有的则以实施细则的方式；有的确定了营商环境优化的基本原则和思路，有的已经从条例制定，进入到任务分解和执行落实阶段，并且明确优化的具体措施、改革目标和时间要求。

比如2020年3月27日北京出台了《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北京实际情况，提出了审批、监管、政务服务、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政策保障等五大制度创新；2020年4月10日上海出台了《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明确要践行“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理念，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探索的任务表；2020年5月18日银川市出台《银川市优化营商环境实施细则（试行）》主要涉及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市场、政务、监管、创新和法治环境，提出了158项具体的优化举措；深圳出台了《深圳市2020年优化营商环境改革重点任务清单》，聚焦14个重点领域，共提出210项具体改革举措；2020年5月13日，湖北出台了《关于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若干措施》，围绕政务、市场、法治三大关键领域，分为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3个部分共30条。

营商环境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多个部门，容易出现搭便车和推而不动的现象。地方性法规条例需要深刻理解并严格贯彻落实国务院发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关于“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深刻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建立常态化的企业建言机制，畅通企业参与渠道。同时，重视营商环境工作机制的建立，提升营商环境的执行力，保证落实效果。在营商环境改革中不仅要重视立规立法，更重要的是执法的力度和落实的成效，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将改革落到实处。

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府服务改革还需破冰之力

这次新冠疫情是对各地方政府营商环境，尤其是政策环境和政府服务意识的一次重大检验和考验，对于各地方政府的防控能力、响应能力、企业服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从各地出台的营商环境政策来看，提升了企业对于政府服务的关注度，而要增强企业的获得感、修复企业的经营和投资信心，还需要破冰之力。

未来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短板和着力点在于“软环境”，要在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公平审慎的市场监管、包容的创新生态等企业更为关切的软环境方面寻求新的突破，将营商环境工作工作推向深入，缩小营商环境优化与市场主体预期之间的差距。这就要求各地方政府建立常态化的企业建言机制，畅通企业参与渠道，创造性的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工作，以评促改。

全面、科学、动态的进行营商环境评价，是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全面恢复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2018年11月28日，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营商环境评价工作“支持开展第三方评估”。 类似于债券评级，如果让债券发行方进行评价，难免会受到利益相关的干扰。政府自评的排名和评估结果更多地是服务于政府部门内部的决策，第三方评估作为政府自评的有效补充，可以对外公布城市营商环境的排名和评估结果。

当前国际上进行营商环境评价影响力较大的是世界银行进行的第三方营商环境评估，选取了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的代表；国内，进行第三方营商环境评估的机构有全国工商联的《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的《中国营商环境指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的《城市营商环境报告》等。

优化营商环境是基于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后期，中国经济特定发展阶段和产业转型的战略任务提出的，是新经济产业对于经营环境的新要求，是一项关系到体制机制性问题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长期改革任务。创造性地开展营商环境评价，以评促改关系到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转型进度，有助于推动中国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观察报宏观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